文物追索这道国际难题，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时间差与技术性漏洞，实则牵动着殖民历史清算、民族记忆政治乃至当代国际权力结构的敏感神经。
日本拒不返还文物的姿态之所以被公认为反面典型，原因就在于它用一种近乎顽固的“法律形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构筑了一道阻挡正义回归的冰墙。
在我看来，不仅是一对石狮、一块碑刻的归属争议，还有关于“物的生命史”与“掠夺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之上的持久战。
文物，现在我们普遍认为是艺术陈列品，但它还是凝结着特定生产关系、社会记忆与民族精神的“物化劳动”载体。
所以，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将辽宁海城的三学寺石狮作为“战利品”搬至靖国神社，他们只是把所有权强制转移了，这种转移未经过任何等价交换，而是依赖军事暴力对原属国主权的彻底践踏。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
殖民掠夺文物与圈地运动、奴隶贸易在逻辑上同构，都是通过超经济强制将他人财富据为己有。日本政府如今死守的即时取得制度与诉讼时效抗辩，本质上是用资产阶级民法体系的程序正义，去掩盖帝国战争机器的实质非正义。这好比一个小偷声称“因为东西在我手里放久了，所以法律应当保护我的占有”，这是对法的精神最恶毒的扭曲。
再者说，我们要明白一点，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历史意义上，日本对掠夺文物的“秘藏”与“炫耀”，实际是双重的异化。唐鸿胪井碑被深锁皇宫不见天日，这是对历史真相的物理阉割；而靖国神社的石狮却被公然展示为“武勋象征”，这是对侵略记忆的美学粉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方式，共同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维系军国主义叙事的再生产。石狮作为“物”，在靖国神社的空间场域中被赋予了错误而扭曲的符号意义，因为它被日本某些人当成了日本“战胜”的勋章。这种符号暴力比物理掠夺更隐蔽、更持久，它试图通过日常参拜与视觉展示，将一代代日本国民的认知锚定在“掠夺即荣耀”的虚假意识中。这正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争夺战争，谁控制了文物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定义历史的权力。
那日本为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全球“去殖民化”浪潮中逆流而动？
战后东亚秩序重建，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了“不完全清算”，保留了天皇制并扶植保守政治势力。这种“被冻结的历史正义”使得日本精英阶层从未真正完成精神上的“战败”，反而将掠夺文物视为“未被剥夺的战果”。
相比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思——那种反思伴随着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以及持续向受害国进行战争赔偿与文物返还，日本的“道德自觉”被地缘政治的功利主义所窒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敢于承认“殖民是反人类罪”，并推动立法返还非洲文物，是因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传统与当代非洲移民政治的双重压力，迫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文化领域做出部分让步以缓和社会矛盾。
而日本右翼政治长期主导、社会舆论保守化，使得任何对战争掠夺历史的触碰，都会被污名化为“自虐史观”。
文物返还问题，于是成了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人质。
除此之外，日本拒不返还文物的行径，还是对国际法演进中“道德共识”的蓄意破坏。
虽然似乎国际法对所谓野蛮者约束其实不大，那两个公约确实无法追溯殖民时期的掠夺，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更在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
当荷兰、德国、法国纷纷突破公约的时间限制，以“道德责任”而非“法律义务”之名返还文物时，一种新的国际习惯法正在萌生，它承认历史掠夺的非法性具有延续性，原属国的追索权不因占领者的单方立法而消灭。
可日本呢？却死死抱住实证法的教条不放，就像在废奴运动兴起后，奴隶主依然援引《罗马法》主张对奴隶的“所有权”一样，可笑可耻可悲可恨。
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时指出：“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日本的相关国内法，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法律”，它是战败国保守精英为维护旧秩序尊严而构建的防御工事。
所以，这是我们应警惕的，日本在文物返还问题上的逃避，与其在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上的暧昧如出一辙，构成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完整闭环。
文物是无声的证人，唐鸿胪井碑上的文字时刻提醒着世人东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悠久联系，石狮的造型诉说着中华工匠的精湛技艺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日本将这些证人囚禁起来，是为了伪造历史的现场。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说法，当工具理性完全压倒了价值理性，法律就会沦为统治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精巧机器。日本政府熟练运用“时效”“善意取得”等法律术语，便是这种工具理性膨胀的病理表现。
那么，出路何在？
对于流失文物的追索，我们必须跳出单纯的法律博弈框架，转向更宏大的“历史正义的政治经济学”斗争。
首先，要利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跨国博物馆的声誉资本、文化旅游业的经济利益、艺术品市场的伦理压力——迫使持有国做出妥协。
当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因殖民文物而遭受声誉危机时，其背后的国家软实力与旅游收入便面临损失。这种“资本的羞耻心”尽管虚伪，却可能成为推动返还的杠杆。
其次，要联合全球南方国家与被殖民经验的国家，在国际组织与舆论场域中构建“道德清算”的集体叙事，打破西方与日本在文物定义权上的垄断。
最后，要以中国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与经济实力为后盾，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文化财产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必须承认：通过战争与殖民掠夺的文物所有权，自始无效。
日本若继续在文物返还问题上扮演反面典型，它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与东亚邻国的民族情感，更是日本自身从“战争国家”转型为“和平文明国家”的历史机遇。
文物的回归，是“正题-反题-合题”的升华，掠夺造成分离（反题），返还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合题）。靖国神社石狮归还原位之日，才是日本社会真正挣脱军国主义幽灵、实现精神复归之时。
在此之前，任何以法律之名行拖延之实的行径，都不过是在历史审判席上为自己添加新的罪证。
我们期待的不是施舍，是正义；不是怜悯，是对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坚守。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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