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最新版招股书的公布，被称为“最牛风投城市”的合肥，再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
有机构估算，按照2026年归母净利润1500亿元—2000亿元、20倍市盈率测算，长鑫科技市值至少在3万亿元，甚至有部分机构给出4万亿元以上的估值。
而长鑫科技冲刺科创板背后，最大的赢家当属合肥国资。
按照招股书披露的股东结构粗略测算，合肥国资相关主体持有长鑫科技的比例达35%。长鑫科技一旦上市，合肥国资很可能迎来一笔非常丰厚的“产业投资回报”。
合肥这座“最敢赌的城市”，这一次又“赌”对了。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评价合肥的产业投资，“敢赌”二字是流传最广的标签。但剥开这层“赌赢”的表象，合肥的成功并非源于运气，其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极具章法的体系，“更像一位精明的‘战略产业投资人’，每一次投资都堪称‘逆周期’的精准抄底”。
又“赌”对了
2020年左右，一篇《合肥政府可能是最牛的风投机构》的文章，让合肥爆红网络。民间也将合肥称为“最敢赌的城市”，原因是合肥在招商引资上“押注式”的“以投带引”模式。
巨资招引长鑫科技落户，“押注”存储芯片产业，就是其中经典的案例。
2016年，合肥把目光投向存储芯片产业。当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96%的市场被韩国三星、SK海力士和美国美光3家企业垄断，国内企业的自主生产能力几乎为零。
在此背景下，合肥市出资75%，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长鑫科技全资控股子公司），专攻DRAM。在合肥市政府的扶持下，长鑫存储搭建了价值百亿的生产线，还共同出资购买了大量DRAM技术专利。
存储芯片是国内“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技术难、投入大、回报慢，合肥持续注入资金和资源，连续承受行业亏损与周期压力，最终熬过了至暗周期。
如今，长鑫科技已跻身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大DRAM厂商。数据显示，其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508亿元，净利润330.12亿元。以净利润计算，相当于日赚近4亿元。
按照合肥国资相关主体持股比例估算，长鑫科技上市后每1万亿元市值，对应合肥国资账面持仓将超过3500亿元。如果按照机构估算，其市值能够达到3万亿元，合肥国资账面资产将直接冲到万亿级。
万亿级的投资回报是什么概念？要知道，2025年合肥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42万亿元。
更为关键的是，在长鑫存储的影响下，一大批半导体企业也相继落户合肥。如今，合肥已拥有集成电路企业400余家，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列为全国9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
在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大春看来，合肥的“敢赌”，赌的是远见与担当；合肥的“能赢”，靠的是专业与坚守。他认为，合肥能持续成功，关键在于“精准研判、专业决策、资本赋能、生态支撑”四大支撑。
他说，外界眼中的“豪赌”，绝非盲目投机，而是建立在对产业规律的科学把握和专业化资本运作基础上，体现了合肥市政府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角色转变。
曾刚认为，合肥“敢赌”能赢的底层逻辑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以投带引”的链式招商模式。合肥引入龙头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带动上下游形成集群。“链式招商”催生了“引进一家企业，带来一个生态”的效应，极大地降低了后续招商成本。
第二，专业化市场化的操作。在进行最终决策前，合肥的团队会同步从产业技术、宏观政策、财务法务、商务谈判四个维度做详尽论证，力求规避“拍脑袋”决策带来的风险，并借助投资的“对赌协议”，服务产业发展。同时，政府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国资平台，在产业早期社会资本不敢投入时先行注资，最大化地发挥了国资的引导作用。
第三，重视产业生态环境优化。合肥的成功不只在于引进了几家大公司，更在于营造了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从1.0版“以投带引”，到2.0版“产业高地”，再到如今3.0版“优化投融资服务平台”的不断升级。
“敢赌”能赢背后
合肥“敢赌”能赢，另外两个为外界称道的案例是：引进京东方和蔚来汽车。
2007年，合肥市政府拿出80%的财政收入，引进当时连年亏损的京东方和它的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据称，合肥甚至为此暂停了地铁项目建设。
3年后，京东方成为中国面板龙头，并开始“反哺”合肥，先后在合肥建立生产线、智慧医院和智能化工厂，形成了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全产业链。
如今，合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屏基地之一，打通了从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
2019年，蔚来汽车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蔚来汽车亏损112.96亿元，股价跌至1.19美元，合肥国资果断出手，向其注入战略投资70亿元。2020年2月，蔚来汽车落户合肥。
合肥的这笔风投不仅获得了超过百亿元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合肥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构想成为现实。如今，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经稳居全国城市首位，除了蔚来外，合肥还集聚了江淮、比亚迪等整车制造企业。
从“豪赌”不被看好的京东方到巨资“押注”空白的存储芯片产业，再到投资陷入绝境的蔚来汽车……合肥产业建设上的冒险伴随巨大争议，但也为合肥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现在的合肥，因为“敢赌”且能赢，早已声名在外，但要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合肥虽为省会城市，但工业曾长期是“短板”，基础薄弱，城市知名度也一直不高。
普遍认为，合肥的发展提速始于2005年。
那一年，合肥确立了“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也拉开了合肥崛起的序幕。合肥时任领导认为，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合肥固然有一定的科教资源优势，但缺少产业发展支撑，科技资源不会自动转化为产业优势。
在“工业立市”战略确立之后，合肥推出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系列政策，全员招商引进工业项目，陆续确立了汽车、家电、电子信息等多个支柱产业。
家电和汽车，是合肥最早的两个上规模的产业。
以家电产业为例，合肥着力打造全国最大家电制造业基地，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全国性品牌和国际品牌，合肥也因此得名“白色家电之都”。
与此同时，合肥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赛道，通过“以投带引”的招商引资模式，构建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京东方、长鑫科技、蔚来汽车落户即属此列。
过去20年，合肥通过产业引进和资本投入的方式，构建了多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回溯2005年，合肥GDP仅为589.7亿元，被嘲讽为中国“最大县城”。20年时间，合肥GDP增长至1.42万亿元，增长超20倍，全国排名升至第18位。
曾刚认为，合肥从一个“低调”的中部省会，跃升为GDP过万亿的“黑马”城市，关键在于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性战略。2005年确立的“工业立市”战略，一直是合肥发展的核心。这种强大的政策延续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
同时，合肥也发挥了自身科教资源优势，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院所，形成“科创+产业”双轮驱动的创新策源地，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科学的产业甄选流程。曾刚提到，合肥决策建立在对产业趋势、技术路线和自身条件的多维深度研判之上，甚至配备有专业的研判团队。
在他看来，合肥“以投带引”的产业投资模式，内核是政府通过国有资本平台进行前瞻布局，带动社会资本跟进，共同培育产业集群。通过三大国资平台精准分工和高效协同，形成“投资—成长—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产业的滚动发展。
方大春认为，合肥之所以能实现量质齐升，本质上是一个内陆城市在全球化分工和国内产业升级浪潮中，主动、精准地选择了一条“基于本地科教优势、通过政府专业化资本运作、撬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差异化路径。
他说，从2005年“工业立市”夯实产业根基，到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卡脖子”领域，合肥始终立足自身禀赋，不盲目跟风，锚定长期目标持续发力，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路径。
“面临多重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城市人口加速增长。2024年，合肥常住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规模达到1000.2万人，迈入超大城市行列。
在业内人士看来，超大城市的人口红利、人才优势将有力推动区域创新、经济增长、市场发展，但城市的不断大幅扩容，也给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
方大春说：“千万人口既是合肥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多重考验。”在他看来，合肥产业结构“大而不强”，虽有“芯屏汽合”“集终生智”集群，但产业链处于中低端，现代服务业滞后，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速适配不足。
另一方面，近年来合肥基本服务体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公共服务供给仍未跟上人口增长节奏，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品质，促进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均衡布局。
合肥的崛起，对安徽省内乃至长三角地区，无疑形成了“鲶鱼”效应。比如安徽第二大城市芜湖，就提出要“对标合肥，学习和追赶合肥”。
但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以及“强省会”政策的加持，合肥的“虹吸效应”可能进一步增强，进而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局面。
2025年GDP数据显示，作为安徽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仅次于合肥的芜湖，GDP为5402.69亿元，被合肥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在不少专家看来，未来合肥应该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扶持力度。
方大春认为，合肥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周边城市提供了配套机遇，只是这种辐射效应的释放需要时间和机制保障。在他看来，唯有正视短期“虹吸效应”，主动打破发展壁垒，以产业协同强联动、以资源共享促均衡，才能让合肥的发展红利辐射全省。
他认为，合肥应聚焦核心研发、总部经济等高端环节，通过共建产业园区，打造“研发在合肥、生产在周边”的分工体系，将中端配套环节，向周边城市转移。与此同时，还应构建跨市产业转移税收分成、GDP双向统计机制，调动各地协同发展积极性；设立省域协调发展基金，从合肥新增税收中提取部分资金，支持皖北、皖西等欠发达地区补齐基建和产业短板。
在曾刚看来，合肥的未来，不在于独享安徽省内的产业高地，而在于努力成为带动全省共同富裕的增长极，需要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科创协同、都市圈联动等方式，将高端产业资源不断地向周边城市扩散，最终在更高水平的区域协同中，带领安徽全省实现共同发展。
曾刚表示，当合肥的发展从规模扩张的“快车道”转入考验质量的“深水区”，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复杂且深刻。如何将先发“规模优势”转化为持续的“质量优势”，实现从“大”到“强”的根本性跨越，是谋划合肥未来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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